“我們在尋找那些從未存在過的人”，這是特斯拉公司2014年6月在推特和微博上發布的招聘信息。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特斯拉在搞標題黨。點進去發現，他們招聘的真的都是這個世界聞所未聞的職業，比如超級充電方案研究員、產品交付體驗師、家用充電專員……這都是些什麽我見到高登有人話HKUE/amec呃人，其實我了解左HKUE既課程後覺得幾岩自己呀。我都知HKUE唔係好出名，同埋冇乜科揀，不過咁就唔駛心大心細啦，咁岩又有我想讀果科marketing。？

　　聯想到在《移動風暴》這本書裏看到的場景：在第一代蘋果發布之前，為了讓這個世界沒見過的智能手機能夠跟運營商的線路盡可能匹配，喬布斯經常開著車一邊打電話一邊在矽谷附近瞎轉。如果在哪裏信號掉線了，就開著車繞著這個信號死角轉好幾圈，好幾次附近的居民都差點報警。而今天，“信號調節研究員”已經是蘋果研發團隊裏一項需要專人負責的具體職位了。我忽然明白了，從解決一件小事，到創造一個從來沒存在過的職位，尋找一個從未存在過的人，每天都在這個世界上演。

　　世界的發展是由不存在的人推動的

　　其實，特斯拉和蘋果所說的“不存在的人”，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這些人之前從未被命名過。比如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前，飛行員是不存在的人，電腦發明之前，程序員是不存在的人。從某個角度說，這個世界的發展，就是由這些不存在的人推動的。

　　不存在的人需要具備一種“末日”能力。這個末日不一定是悲觀的，因為任何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對舊制度舊體系來說，都是一種末日。“末日”能力很難詳細分解，但必須要有幾點基本的特質，其實也是每個人都具備的——強烈的好奇心、開放的心態、對生活充滿熱情、面對未知的勇氣等，這種人可以在任何場所、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進行高質量的、有效的學習，他們是具備持續學習能力、保持著無限可能的終身學習者，他們可以適應無法掌控的未來。

　　許多父母對未來有一種錯覺，認為未來盡在掌握，所以才會幹涉孩子的專業選擇、工作選擇，好像他們覺得未來是確定的，他們知道未來是什麽樣子。

　　但其實未來太難預測，甚至無法想象，也許是科技高速發展之後的天堂，也許智能革命之後會出現全新的人類，也許是《終結者》裏的審判日。所以，不存在的人就是面對未來，可以打破學習邊界，保持無限可能，具備持續學習能力的人。

　　看看未來的企業需要什麽樣的人吧。

　　我從2013年的5000份招聘信息中統計出的幾個出現頻率最高的要求：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英語四級、熟練使用office、兩年以上工作經驗。到了2017年3月，納斯達克市值最高的幾家公司招聘信息中最常出現的是：批判性思維、學習靈活性、創造力、團隊協作能力。文憑消失了，對人的評價方式發生了微妙變化我見到高登有人話HKUE/amec呃人，其實我了解左HKUE既課程後覺得幾岩自己呀。我都知HKUE唔係好出名，同埋冇乜科揀，不過咁就唔駛心大心細啦，咁岩又有我想讀果科marketing。。

　　很可惜，批判性思維、學習靈活性、創造力、團隊協作能力，學校不教、考試不考，甚至很多父母、老師自身都不具備，如何去學習這些能力？答案就是保持自我學習能力，打破學習的邊界。正如奧地利哲學家、教育家魯道夫·斯坦納所說：“所有的教育都是自我教育。孩子在環境中教育他自己，父母和老師只是孩子環境中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盡可能讓自己成為最好的環境，相信孩子可以教育自己、協調自己的命運。”

　　文憑的標簽作用正在消解

　　用人單位為什麽要尋找從未存在過的人？因為我們所處的很可能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程度最劇烈的變革時代，舊有的簡單依靠文憑的評價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現在這個時代人才市場的需求了。

　　我對體制內教育最大的不滿，並非教育方式僵化或教育內容脫離時代，而是教育讓我們給自己貼上了標簽。原本是有無限可能的學習者，被學校教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是廚師，你是碼農，他是設計師……無限的可能變成了一個個並不準確的標簽，不知道有多少個莫紮特正在寫著代碼，有多少個梵高正在開著優步。

　　招聘時我們需要多維度、多角度地評價一個人，比如我們會去看應聘者的社交賬號，看他都關註了哪些人，評論了哪些話題，轉發了哪些內容。通過一個人在虛擬世界留下的痕跡，已經可以把他準確地勾勒出來了。我們可以分析出他的性別、家庭關系、消費模型、閱讀偏好、社交活動、政治傾向等，甚至可以知道他是否在節食，是否有親朋好友不知道的小癖好。

　　我也看過自己的網絡畫像，我甚至認為網絡上的那個我才是真實的我，現實生活中的我，只是那個真實的我的交互界面。

　　現在我們已經有太多維度可以去了解一個人，文憑的標簽作用正在逐漸消解。工業時代的教育模式，目的是培養流水線上合格的工人。隨著信息時代和人工智能的到來，原來的很多工作機器可以去做，對人的評價方式勢必面臨一場顛覆性的革命，而且已經有人在做這樣的嘗試了。

　　舉個例子，2011年MF基金會推出了開放徽章計劃，把一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方式、不同內容的學習過程和學習效果，通過數字徽章的方式顯現出來，打破文憑對學習成果評定的壟斷。到今年，美國加入開放徽章的機構已經超過了3000家，其中不乏德勤、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這樣的全球知名機構。

　　特斯拉發布招聘信息的渠道是社交媒體，而不是傳統的招聘渠道。其實早在2012年，美國就業人員的職業信息獲取來源，排名第一的就已經是社交媒體了。今天，社交媒體已經全面碾壓傳統渠道，成為人才信息的主要來源。

　　學習方式的變革正在進行

　　有了對學習者的評價方式和信息獲取方式的變化這個前提，尋找不存在的人就變得可行了。要成為或者創造不存在的人，首先需要的就是學習方式的變革。國內已經有很多組織和機構在做這樣的嘗試，我分享三個我的切身案例。

　　去年9月，成都出現了全世界最小的一所學校——好奇學校，成立之初只有一名學生，沒有校舍。對學生來說，家門就是校門，離開了家，整個城市都是她的教室。好奇學校的老師帶著孩子在西西弗書店做“如何尋找一本書”的思維導圖，在巷弄裏的咖啡館學議事規則、了解咖啡，去書店聽詩人流沙河講《詩經》，周末在草堂小學組織飛盤比賽。半年的時間，學生的學習能力、閱讀量都有了明顯提高，更重要的是，學生比在傳統學校裏更自信、更快樂。到今年3月，他們的學生增加到了8個，實現了指數級的增長。這是一種全新的學習方式：整個世界都是教室，社會上的一切資源都是學習工具。

　　大連有一個組織叫牛朋，是一個基於城市的知識社群。這個組織創立的初衷，就是發揮每個人的認知盈余，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另一個人的老師。孔子所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終於不再是一句口號，學習對象無處不在。今天，牛朋已經匯聚了這個城市中數千名終身學習者，並且成功舉辦了多次知識型沙龍——牛朋大會。這也是一種學習方式：在社交活動中得到學習的機會，學習的對象無處不在。

　　蘇州的埃爾特公司兩年前進行了一場變革，變成了一個互聯網人的結社。過去的項目組變成了學習共同體，項目制生產變成了項目制學習，產品變成了學習的結果、附屬品。我們做這個嘗試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我們瘋了，好在直到今天我們還活著，我們團隊成員組成的共同體甚至已經有了自己的品牌。其實，任何一個合格的企業或者組織，本身一定是具備教育屬性的，除了技能的教育，甚至還包括品格的教育。教育的使命，從來都是培養不存在的人，而教育最大的失敗，就是培養出了無法面對未來的人。這些新的學習方式累積起來，學習系統的顛覆變革就會很快到來。

　　尋找不存在的人，更好的方式是聯合起來尋找，或者培養一個生態系統，協同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學習革命。當然，我們還會面臨制度的限制、高考指揮棒的影響，這條路或許會布滿荊棘。但是，就像法國詩人蘭波的那句詩所言：只要我們懷著最火熱的耐心，當黎明的曙光來臨，我們一定能夠走進那座壯麗的城池如果的話，正常就唔會生存到現在……正因為不少家長及學生對香港的「填鴨式」教育制度，偏重書本上的知識及分數的高低，卻忽略考生的分析能力、應用能力及學習態度。

　暑期，正值招生季，關於職業教育生源不足問題，就像今年這個特別酷熱的夏天，成了人們廣泛熱議的一個話題，也成了媒體關註的一個熱點。其中，不乏“正能量”的報道或議論，也出現了很多的質疑或擔憂。

　　對此，我有幾點粗淺的看法。

　　從教育外部社會生態來看，生源問題與人口發展趨勢緊密相關

　　生源問題的影響因子，涉及教育體系外部社會生態對教育的發展以及職業院校規劃建設的制約，故不能只是基於教育自身規律的研究，不能只是基於學校“圍城”的思考。

　　教育發展必須建立在對整個社會人口的發展，包括數量、性別、區域分布、年齡分布的存量、增量，以及存量與增量的相關性及其發展趨勢的綜合研究的基礎上，以形成囿於大數據的頂層設計，並做到公開、透明、清晰。對此，不能不說，這是長期以來在教育科學決策方面的一個缺失。因而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否則，就還會出現因為招生名額的調出或調入所引起的個別地區民情“恐慌”的現象。

　　其實，目前職業教育職前教育生源減少，是多年以來人口出生低谷的滯後效應，切不可驚慌失措。研究教育發展必須研究人口狀況。例如，當出現接受教育的“適齡”人口數量減少可能成為一個中長期的趨勢之時，就必然會遇到生源短缺的問題。在這一趨勢下，必將導致普通高校和高等職業院校、普通高中以及中等職業學校的重新洗牌。不僅職業學校還有普通學校，都可能會“關停並轉”。我國臺灣高校由於生源問題，近幾年來不也在關閉一批高等學校嗎？

　　要關註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例如，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階段，人口的數量與接受不同階段教育的適齡人口的比例，普通教育學校與職業教育學校的比例，如何達到最佳？如何建立人口與教育的動態跟蹤調整機制？這都亟須在吸收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經驗和成果的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實證的探究與規律的發現。

　　所以，生源不足問題的解決，還需要研究教育外部人口發展趨勢的問題。

　　從教育體系內部驅動而言，生源問題與資源配置緊密相關

　　生源問題的影響因子，涉及教育體系內部驅動要素對教育的發展以及職業院校規劃建設的掣肘，故不能不提及教育體系內部對資源配置的合理性與科學性問題。

　　如果認為資源是一切可被人類開發和利用的客觀存在的話，那麽，在經濟資源方面，職業教育是與經濟結合最為緊密的一種教育類型，是一個以服務發展為宗旨、以促進就業為導向的教育，是一種強調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知行合一的跨界教育，要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和職業人才。因此，在校園建設及教學實施上，必須保證其建立與產業相適應的實訓實習基地的投入，且其所需的生均經費均應高於普通學校。但現實情況是，職業院校的生均經費距離普通學校的生均經費相差甚遠。

　　在非經濟資源方面，若將“資歷”也看作資源的話，在接受教育的前景方面，由於我國還未建立實現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以及非正式教育等值的國家資格框架，還沒有建立對高端技能人才給予其與普通高校同等的社會地位和“資格”地位的制度，教育資源特別是“本科教育資源”成為職業教育的短板。普通本科院校在同樣面臨生源不足的情況下卻能依靠“本科”這張“紙”，吸引更多職前或普通高中畢業生去就讀，而普通高中對初中畢業生的吸引力比中職大，其原因也是續讀本科的預後所致。

　　這需要國家出臺強有力的政策加以改變，例如建立國家資格框架，或者像歐洲一樣，賦予高中後三年的高等教育以“本科”地位，將有利於提高職業教育的吸引力。所以，生源不足問題的解決，還需要加大教育自身改革創新的力度。

　　從教育體系未來發展看，生源問題與國家政策引導緊密相關

　　生源問題的影響因子，涉及教育體系未來發展時空對教育的發展以及職業院校規劃建設的牽引，故不能遊離於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決策之外香港商業專科學校協助商專同學考取LCCI資格。

　　作為人力資源供給側的教育必須進行體制機制的改革。一方面，國家大戰略——“中國制造2025”以及“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離開了普通教育不可替代的職業教育，將會一事無成。

　　如果放棄了職業教育，都去搞“升學為導向”，那麽教育的滯後效應將在未來幾年顯現：“中國夢”將會因為技能型和高技能型人才的短缺導致的羈絆而無法實現，中國制造將無人制造。缺少了“大國工匠”，是未來最可怕的事情。

　　為此，國家必須出臺給予技能人才與高學歷人才同等社會地位的政策，必須出臺經費投入等向職業教育傾斜的措施，從而穩定中職教育和高職教育的規模。面對未來世界更加激烈的競爭，必須未雨綢繆。

　　另一方面，要適應國家大戰略，教育部門、人社部門和職業教育院校，要跳出傳統的封閉的教育體系觀念，要建立開放的基於終身學習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職業教育職前生源的不足，並不意味著職後生源的不足，新型農民培養、新技術導致企業員工的培訓進修、社區培訓等等，都是生源的新領域。

　　所以，要建立比普通教育更加靈活、更加有效、更加開放的職業教育體系。受教育者可隨時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出去就業，並隨時根據個性發展的需要重新學習，必須建立一個“學習——就業——再學習——再就業——再學習”全新的辦學體制和機制。這將是高職和中職院校可持續發展的應對選擇。所以，生源不足問題的解決，還需要國家政策和措施的戰略指引。

　　綜上所述，關於職業教育生源不足問題的思考及其應對方略，應該從“生源——人口——趨勢”“生源——要素——資源”“生源——發展——政策”三大維度，去尋求化解之良策OH360香港文具採購平台，提供網上訂購文具/辦公室用品全方位服務，文具以批發價出售。網站集各大文儀產品、各種型號於一身，操作簡單，分類清晰，描述詳盡。。。

　當前，針對以工程或項目辦法、靠行政措施進行高等教育建設，人們有一些爭議和批評。筆者最近參與了一個有多位院士和高教領導參與的高教戰略咨詢研討會，其間大家對各種扭曲心靈和行為的無窮的行政或事務性應付深表無奈和不安，包括科學家自尊受到傷害的一些審批和財務控制。公家用納稅人錢對教育和科研的支持自然應該受到監控，但不顧教育和科學規律的配置方式及監控手段不僅不會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而且還可能人為地造成大量的浪費香港商業專科學校（商專）提供LCCI、ACCA、HKICPA等課程。。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針對高教發展的戰略措施和政策頻出，除被熱議的“985”“211”外，還有漸漸淡出人們視線的“2011協同創新”工程、目前如火如荼進行的“兩個一流”建設工程，還有受到爭議的新一輪本科教學評估等等。在人才方面的工程項目更是遍地開花，國家級的有“千人計劃”“萬人計劃”“傑青”“優青”等在內的一整套人才計劃。實際上10多年前國家就有“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不少人很困惑，這個工程的國家級人選是否可算為現在的“千人計劃”，二者的關系是什麽？其實，這些叩問並非真想搞清楚其間的關系，而是對某些不管前後銜接關系、不斷“翻新”的工程和項目間接地發些牢騷或表示不滿。

　　多年來，一方面可以說國家對高教發展傾註了很多心血和資源，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聽到或看到甚至直接體驗到這些年來高教發展中存在的很多奇怪現象，例如對高教改革失去方向的批評，對我們大學做跟班式科研的無奈，對海歸人才質量的質疑，以及當前各高校針對“兩個一流”對學科大拆大建甚或重新包裝的抱怨，等等。作為業內人士和有責任感的公民，大家不僅為國家大量的財力、物力投入未能獲得應有的成效而造成的直接浪費感到遺憾，更對高校大量的高階科教人才資源間接地被浪費而感到痛心。例如，很多高校領導和管理者明知有些工作是不應該這樣做的，但為了獲得資源或得到支持無奈地努力著；很多大教授甚或院士不是深入一線教學和研究，而是奔走在各種評估或“跑關系”的活動中；很多教師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學和科研上，而是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準備和填報各種表格、參加很多會議和活動，而且當事人對這些活動背離主業心知肚明，但又非常無奈地陷入其中。目前高教系統這種日益浮躁，急功近利的氛圍，扭曲了教育和科學發展的生態，與國家的意圖和願望明顯偏離。

　　到底是什麽讓高教政策導向和現實發展漸行漸遠？筆者認為，除依法治教和大學管理的體制問題外，關鍵是我們一直在用工程或項目的方式配置資源、以行政的手段來導向和操控教育和科學活動，違背了教育與科學發展的基本規律。

　　行政化的工程或項目配置機制違背了教育與科學的基本規律

　　通常，教育和科學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也接受市場機制（學術競爭）和行政機制的引導。但不同的機制對教育和科學發展有截然不同的影響。例如，我們試圖通過各種工程培育出一些傑出人才，用意無疑是值得贊賞的。但人才特別是傑出人才的誕生往往不是多方面提著水壺能澆出來的，而是在良好的文化、學術和教育環境下冒出來的。因此，真正的人才計劃或政策應該是營造這種機制、文化和環境，而不是簡單地選苗助長或拔苗助長。縱然，通過各種工程的“澆灌”也可能促成一些人才的出現，但卻會因為環境的浮躁與惡化抑制了大量優質甚至傑出人才的湧現，這種忽視教育和人才規律的工程式拔苗助長往往得不償失。

　　再如，教育資源可通過市場機制和行政機制配置。市場機制雖然也會誘發短期行為，但如果高校被賦予相對獨立的市場競爭地位和運行機制，就不會不關註自己的教育質量和品牌，考慮到長期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市場機制常會支持長期行為；然而，行政資源配置往往因為政績等因素更多關註短期行為。但畢竟公立教育具有公益事業性質，肩負著國家長遠發展的人才培育的歷史使命，國家自然需要大力的支持，但這種支持或資源配置絕大部分應該以一種基於學校性質、規模、使命而建立起來的科學、規範、透明的機制，而不是以各種名堂的工程來履行，從而使大家無須無休止揣摩下一階段又會有什麽新工程，也無須整天費心思地增強自己的談判砝碼或籌劃某種策略去爭取一些工程，更無須把大量精力和時間花費在各種填表和“跑關系”的活動中。高校領導、老師便會靜下來，集中精力研究和探索如何搞好教學和研究，高校也可以慢慢回歸本質，不再簡單追求一些表面的指標，而是沈浸在育人的修煉中、興趣的探索中、重大科研或發現的激動中。這麽做，也許一時一些顯性的、意義不大的指標會有所回落，但我們會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傑出人才、震驚世界的科技創新或科學發現會不斷湧現，那時我們再也不用成天把“錢學森之問”掛在嘴上香港商業專科學校協助商專同學考取LCCI資格。

　　以我們現行的科研管理為例具體分析，不難發現，我國目前主要采取行政化的工程或項目配置機制，即使像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這塊本應支持以興趣為主的基礎研究、維護國家科學精神和文化的、孕育一批科學家的凈土，也設法搞出了各色各樣的“工程”。我國科研主力之一的高校，其科研管理體制采用的也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從國家到教育主管部門再到高校，層層管理，高校的科研管理部門是一級行政機構，有特定的行政級別。其次，高校科研活動組織方式行政化、工程化、甚至運動化，例如，當下不少高校及其主要研究力量就沈浸在“兩個一流”的運動中。行政人員由於掌握著資源分配權而居於主動控制地位，充當評審和驗收的角色，研究人員則為了申請項目而奔波忙碌，不斷準備申請材料，按照行政人員不斷變化的要求提交信息，行政人員的服務角色不復存在。再次，科研成果評價體系和激勵政策行政化。目前我國科研評價中體現的是行政邏輯而不是學術邏輯，權力和官本位深深侵蝕學術界，造成了學術界急功近利、學風浮躁，為政績而重數量輕質量，很多學者為發表而發表，論文沒有含金量，而且重短期輕長期，項目評價以資助的行政級別論高低，論文評價則以期刊的檢索情況為依據，而不是考慮研究本身的價值等等。可見行政機制取代學術機制主導科研管理問題很大，而行政權力之所以能幹預學術事務，根源在於行政權力掌握著學術資源的配置，而且配置方式失當。

　　再深入觀察教育的資源配置，因教育特別是公立教育體系的公益性，全世界的很多大學都要靠政府的資金來維持運營，因此政府支持大學並不鮮見，但政府如何把資源配置到大學卻有行政和市場（學術競爭）兩種機制。

　　我們國家的資源配置是典型的行政主導模式，教育撥款從國家到大學，要通過國家或教育部設立的各種項目和工程來向財政部提出預算需求，然後再以項目和工程的名義把錢分撥到大學。如過去的“985”“211”和現在的“兩個一流”，大家心知肚明，如果進了籠子，就會得到大量的投資，因此大批大學和其主要力量傾盡全力，不惜包裝和拼湊，設法帶上“兩個一流”的帽子。在這個過程中，部委的話語權很大，這就是為什麽在我們國家包括教育部門大家俗稱的“跑部錢進”現象很常見。

　　很多西方的大學並不采用行政的機制，而是更加註重資源如何支持學術活動本身。例如美國、英國、日本的公立大學也接受政府的撥款，但一般會通過一個撥款委員會來具體運作撥款事務，而撥款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高校、政府和業界的代表，能夠基於多方的利益來確定撥款方案，達到多方滿意和共贏。已有很多發達國家如何支持教育和進行資源配置的經驗研究，這裏無須贅述。

　　再深入剖析我們各類人才工程，不能發現其邏輯弱點。人才學和人類歷史不斷證明，傑出人才和重大科學發現大都是冒出來的，在可自由追隨自己興趣、能長期靜心鉆研的生態環境中，所有的苗子都有可能成為大才、對興趣的執著追求可能孕育出重大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一個社會如果能構建這種良性的生態環境，偉大人物和重大的發明創造便會層出不窮。但我們目下的資源配置機制、教育科研評價體系、人才選拔工程雖然也可能澆灌出幾棵苗甚或大樹來，但卻失去了大樹成林的機會。各類人才工程的動議很好，筆者很榮幸也曾是早年“千百萬人才工程”的一員，但對近年來日益遍地開花的各類工程選拔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以及由此引起的各類投機行為深感痛心，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不良後果不只是浪費納稅人的錢，更重要的是破壞教育和科研生態，值得決策層和各級政府認真反思和關註。

　　營造尊重教育和科學規律的生態系統，讓傑出人才和科學創舉冒出來

　　教育與科學本是一個系統和生態問題，生態首先強調共生，系統中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是生態存在的前提，主體之間的關系主要靠自主的動態調整，主體關系的失衡或者個別主體的過度強勢，必將破壞生態平衡，從而難以實現良性循環。其次，生態系統具有湧現性，當環境條件具備，就有可能通過自組織產生良性循環。

　　例如對於科學研究，我們營造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就有可能冒出更多傑出人才和偉大的科學創舉。我們國家鐘情的顛覆性技術，如智能手機、智能機器人、雲計算、大數據、3D打印、物聯網、頁巖氣開發等最新一代影響社會發展的新技術，大都是由蘋果、谷歌等公司開發的，原創性的科技創新或設計並沒有出現在擁有全世界最多人口而且是全世界公認的“最聰明”民族之一的中國。從個體角度略加分析，我們不難理解其中的緣由。除了大學裏主要精力在角逐那些工程、教育模式依然停留在傳統的教知識的模式外，社會的浮躁也阻礙著我們創新人才和成果的湧現，例如中國社會成功的觀念太單一，扼殺了孩子們的興趣和追求空間；長期應試教育抑制了年輕人的創造性；家長們對學生的過度溺愛和終生幹預使得不少想獵奇、有想法和創意的青少年放棄了初心；全社會對短期財富的追逐擠壓了那些對個人興趣長期執著追求的空間等等。於是，很多顛覆性創新的機會只能留給像矽谷那樣包容失敗、可以在車庫或地下室有一頓沒一頓的創業者。另外，從機制上我們也可發現，曾經在20世紀主導諸如互聯網、隱身技術、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激光、無人系統等重大顛覆性技術開發的美國軍方，也開始重視與矽谷的合作，註重更加靈活多元和市場化的方式，而不再僅僅依賴國家行政主導的大項目制。

　　綜上所述，不加限制的工程和項目式的資源配置機制、政績性的評價體系、工程性的人才選拔方式一定會導致包裝、作秀、投機行為的泛濫，孕育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圍，扭曲教育和科學的生態環境。那麽，到底如何真正建立有利於教育和科學長期健康發展的資源配置體系？通過科學、規範、透明的機制營造尊重教育和科學規律的生態系統，以替代行政主導的以工程或項目為主的配置方式非常關鍵，例如以科學、規範、透明機制主導高教的資源配置，使高校靜心於教育與科研主業，回歸本質；建立質量與貢獻導向的科研成果評價標準；加強學術權力在高校資源分配中的決策權；為人才的成長和科學研究創造生態環境而非直接刺激和鼓勵短期行為等香港商業專科學校協助商專同學考取LCCI資格。